瑤琴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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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03年非典肆虐的关头，有个人感冒了，去医院看病，医务人员警惕性极高，直接把他拉去隔离了。结果这个人在隔离区感染上了非典病毒，没治好，死了。

到了09年，甲流突然来了，症状和普通流感基本一样，但不及时治会死人。从未发现疑似病例到确诊一例，再到确诊病人曾坐10号线地铁，北京跟甲流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北京加大流感排查范围。这个时候，我感冒了。流鼻涕，头疼，喉咙肿痛，肌肉酸痛，咳嗽——症状很类似，内心很紧张。两天来，我疲惫困顿，喷嚏不止，甚至发热。最终没敢去医院——当然，如果被隔离也不是坏事，免费吃喝全天被照顾，但那样会连累众生，身边人等皆难逃株连。昨天下午，我还在路边买了半个西瓜，如果我被疑似了，卖瓜人就要荒废了生意了。

所以，忍耐了两天，我决定去买感冒药。一进药店，我用带感冒腔的沙哑嗓音跟营业员说：感冒了，有什么药？那个以往总会倾情推荐高价药品的姑娘转身走开两步，指着几米外的货架说：那边，自己看吧。

在甲流造成的尚不严重的恐慌中，喷嚏的隐喻显而易见，其实已是明喻——一个喷嚏里有两万病毒，遇人传人，遇佛传佛。上个月香港的火车大叔大骂咳嗽小朋友的事件就是隐喻力量的明证。火车大叔被吕宁思进行了道德批判，称其心理毒过流感，但或许可以从火车大叔的行为中窥见众生的普遍心理，只不过大叔口德过于败坏了。但若从大叔的角度想想，或许是他真的从小朋友的咳嗽声中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和亲友的哀哭。

非典时期，在旁人的一个喷嚏中，有死神的影子，就连地铁上的扶手公交上的座位都绝对显得不干不净。对传染的恐惧，就是一种对隐喻的承认，理性则被压抑在这种认可的背后。前天坐地铁，遇到两个貌似美洲人的老外，我便心有顾虑了，不敢面对面，不愿和他们同车厢。对于我身边拉着行李箱的男子，我也有疏远的意识，虽然心里清楚若碰上流感患者绝对逃脱不了，但还是相信用手捂着嘴巴鼻子或许有用。这种避害的行为并非本能，而是喷嚏的隐喻在作怪，国内确认病例几乎全是从国外归来者，因此国外归来者皆有可能带着病毒，所以凡是带行李箱者皆有可能带病毒。

在医疗知识的普及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切意味都复杂起来，每个喷嚏里都包含着无数可能的故事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