瑤琴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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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刘再复和李欧梵在美国聊了一场关于“五四”的天。在谈话里，“五四”被他俩看作是一场“病理学启蒙”。十几年后的2009年五月，全世界的华人读书人都在纪念那个自己心目中的五四。刘和李当年的聊天记录也在这个时候被《万象》以《病理学启蒙的反思》为题刊登出来。也不知道这段聊天记录是不是首次被扒出来。

所谓“病理学启蒙”，即是说一场以揭发、批判、破坏和疗治为主要动作的启蒙运动。在刘李看来，五四这场急迫的启蒙运动过于凶猛偏激，行动太多而沉思不够。与此种以病理学视角看待社会文化的眼光相反，生理学的眼光着眼于“生长、营养和建设”。中国现代启蒙的仓促和缺乏重要人文建树就是这种生理学立场的缺乏所导致。

相比两位学院派先生的聊天，陈希我的一篇文章则激情许多。在能用小说写出“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的陈希我看来，我们需要从五四中继承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在陈希我病理学的视角里，人世的阴暗就如他在《冒犯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龌龊。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激情过度恰是其价值所在，陈希我说：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在若干年后必然成为若干个五四。无所谓哪个五四更为真实，而是历史观不同，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目光差异。

话锋转至风牛马不相及之处，来说关于新媒体。前年毕业时做论文，受到弗洛姆关于个体自由和健全社会理论的严重诱导，我选了个关于新媒体对个体影响的论题。其实，当时我对于所谓新媒体的认识只限于目光所及的表面：一个室友沉迷网游和A片，一个室友热衷于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看网络意淫小说，而我则十分困惑于在写博客时难于像在小本子上写日记那样专情不二。

我一向习惯以病理学眼光看待事物。很早时候就被一个同学称为不良习惯，或曰悲观态度。在筛选和翻阅数十篇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后，我敲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新媒介背景下个体自由与独立的缺失》。在论文中，新媒体信息的海量、芜杂遭到了严重负面的估计，个体注意力和深度的缺失导致了独立性的丧失，而个体自由则在对新媒体的依赖和自身惰性中逐步丧失了——“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你，没有真理，火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

两年后，混迹于网络工作的我依然焦虑：新媒体意味着什么？终于，前天得到前辈指点一下，突然意识到了，病理学的眼光已经影响了我看到新媒体的全貌。反思和批判自然是不可少的，但更不可少的是对批判眼光本身的反思。新媒体不过是一条从水里爬上了岸的鱼。它和历史上任何介质一样正常进化，既然它已经上岸成两栖动物，再用水生动物的习性去要求它就是无理的偏颇了。

不是新媒体的信息芜杂制造了人们的浅层阅读需求，而是人们边看娱乐视频边看意淫小说的潜在需求找到满足渠道了。书籍的深层线性阅读可以造就一个康德，网络的跳跃性零乱阅读也可以造就一个康德，只是此康德非彼康德。两个康德若互换时代，结局一定差不多，要么被抛弃，要么被解构和批判。

再回头看我当年那为求自圆其说的论文，不免显得就有点遗老遗少的酸劲儿了。其实，有一点是早就弄明白了的，但却也最容易被炮制脑后的：一切编辑和整合行为——无论是语言、文字、声音或是画面——都是“别有用心”的（这个词出自某前辈之口，非常精准）。为成就合理因果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