瑤琴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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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穆时英，苏汶（杜衡）。如果不读《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这本小书，恐怕是很难会去想起这几个人了。这本研究30年代《现代》杂志的书算不上写的多出色，对施蛰存，穆时英几人的小说没有做出多少惊人见解。但研究一本杂志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事，光是当年那些印在《现代》上的书刊广告就很有看头了。在介绍一本小说的时候，不但用情色、侦探等噱头来抓人的技巧不比现在差，甚至连标题党都有了——周起应（不确定是不是那个周扬）翻译的一本小说故意把书名歪曲成《大学时私生活》。

广告和标题党是佐料。这本小书最好的地方是给文学史教材里的《现代》杂志正了名。在一般的教材中，这本杂志的最大特点就是“现代”，刊登现代诗和现代小说，是和京派对立的海派，也是偏离主流左翼文学的边缘文学。这样的评价让人感觉，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等人就是上海洋场的忧郁小文青。事实上，“现代”只是杂志对作品的要求之一。施蛰存的编辑立场中最重要和难得的是中立和包容。

施蛰存曾在《现代》声明，不愿意投稿者全是和自己作品风格相近的作者。在30年代，《现代》的作者中有所谓现代派，也有左翼作家和鲁迅、郭沫若、巴金等观点不同者，融合了各种观点和倾向。几十年后，施蛰存评价当时的情况：“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

在《现代》创刊号上说：“本志所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选稿的主观性是任何杂志都难免的，而《现代》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个标准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施蛰存在后来说：“（这）意味着从文艺观点来审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必须提到得苏汶。作为《现代》的主要参与者和批评家，苏汶在当时文坛氛围中都是难的。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苏汶对左翼的批评引起了鲁迅的不满。鲁迅指责他是“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最耐人寻味的是，鲁迅这篇指责苏汶的文章，正是苏汶亲手转交给施蛰存在《现代》上编发的。

苏汶重视的是文学的独立性。他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写到：“每当文学坐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的时候，它便从根本上失去做时代的监督那种效能了。”且不评价他将文学看作“时代的监督”的观点，只看他对文学被政治控制的担心，就可以说明，苏汶的批评观是比许多人要清醒的。所以，他站出来为“第三种人”辩护，他说：“第三种人……实在是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第三种人”的出路》）在苏汶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

《现代》杂志并不等于海派或“现代派”，它本该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杂志，而不仅仅是培养了几个不太被文学史重视的一个流派。前几天，陈丹青在《锵锵三人行》里的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被权威和政治倾向之类的东西劫持了。“劫持”一词非常形象。我觉得，《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穆时英、苏汶等作家就是被意识形态文学史给劫持了。在被劫持中，他们失去全貌，被偏见，被遗忘。

我又想起其他几个作家。徐吁，政治观点中立，解放后去了香港，人和作品都完全被忽略掉。张爱玲，虽然事实上是个很热的作家，但人和作品始终被偏见所劫持。还有个最典型的被劫持作家，沈从文。解放前被批评为“美化落后”，解放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疯了好几回，文革时候还被拉去扫厕所。记得大学时看过一篇文章，说沈从文当年被改造的时候，内心十分苦闷，因为他看根本不懂政府的文件和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