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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03年非典肆虐的关头，有个人感冒了，去医院看病，医务人员警惕性极高，直接把他拉去隔离了。结果这个人在隔离区感染上了非典病毒，没治好，死了。
到了09年，甲流突然来了，症状和普通流感基本一样，但不及时治会死人。从未发现疑似病例到确诊一例，再到确诊病人曾坐10号线地铁，北京跟甲流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北京加大流感排查范围。这个时候，我感冒了。流鼻涕，头疼，喉咙肿痛，肌肉酸痛，咳嗽——症状很类似，内心很紧张。两天来，我疲惫困顿，喷嚏不止，甚至发热。最终没敢去医院——当然，如果被隔离也不是坏事，免费吃喝全天被照顾，但那样会连累众生，身边人等皆难逃株连。昨天下午，我还在路边买了半个西瓜，如果我被疑似了，卖瓜人就要荒废了生意了。
所以，忍耐了两天，我决定去买感冒药。一进药店，我用带感冒腔的沙哑嗓音跟营业员说：感冒了，有什么药？那个以往总会倾情推荐高价药品的姑娘转身走开两步，指着几米外的货架说：那边，自己看吧。
在甲流造成的尚不严重的恐慌中，喷嚏的隐喻显而易见，其实已是明喻——一个喷嚏里有两万病毒，遇人传人，遇佛传佛。上个月香港的火车大叔大骂咳嗽小朋友的事件就是隐喻力量的明证。火车大叔被吕宁思进行了道德批判，称其心理毒过流感，但或许可以从火车大叔的行为中窥见众生的普遍心理，只不过大叔口德过于败坏了。但若从大叔的角度想想，或许是他真的从小朋友的咳嗽声中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和亲友的哀哭。
非典时期，在旁人的一个喷嚏中，有死神的影子，就连地铁上的扶手公交上的座位都绝对显得不干不净。对传染的恐惧，就是一种对隐喻的承认，理性则被压抑在这种认可的背后。前天坐地铁，遇到两个貌似美洲人的老外，我便心有顾虑了，不敢面对面，不愿和他们同车厢。对于我身边拉着行李箱的男子，我也有疏远的意识，虽然心里清楚若碰上流感患者绝对逃脱不了，但还是相信用手捂着嘴巴鼻子或许有用。这种避害的行为并非本能，而是喷嚏的隐喻在作怪，国内确认病例几乎全是从国外归来者，因此国外归来者皆有可能带着病毒，所以凡是带行李箱者皆有可能带病毒。
在医疗知识的普及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切意味都复杂起来，每个喷嚏里都包含着无数可能的故事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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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刘再复和李欧梵在美国聊了一场关于“五四”的天。在谈话里，“五四”被他俩看作是一场“病理学启蒙”。十几年后的2009年五月，全世界的华人读书人都在纪念那个自己心目中的五四。刘和李当年的聊天记录也在这个时候被《万象》以《病理学启蒙的反思》为题刊登出来。也不知道这段聊天记录是不是首次被扒出来。
所谓“病理学启蒙”，即是说一场以揭发、批判、破坏和疗治为主要动作的启蒙运动。在刘李看来，五四这场急迫的启蒙运动过于凶猛偏激，行动太多而沉思不够。与此种以病理学视角看待社会文化的眼光相反，生理学的眼光着眼于“生长、营养和建设”。中国现代启蒙的仓促和缺乏重要人文建树就是这种生理学立场的缺乏所导致。
相比两位学院派先生的聊天，陈希我的一篇文章则激情许多。在能用小说写出“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的陈希我看来，我们需要从五四中继承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在陈希我病理学的视角里，人世的阴暗就如他在《冒犯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龌龊。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激情过度恰是其价值所在，陈希我说：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在若干年后必然成为若干个五四。无所谓哪个五四更为真实，而是历史观不同，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目光差异。
话锋转至风牛马不相及之处，来说关于新媒体。前年毕业时做论文，受到弗洛姆关于个体自由和健全社会理论的严重诱导，我选了个关于新媒体对个体影响的论题。其实，当时我对于所谓新媒体的认识只限于目光所及的表面：一个室友沉迷网游和A片，一个室友热衷于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看网络意淫小说，而我则十分困惑于在写博客时难于像在小本子上写日记那样专情不二。
我一向习惯以病理学眼光看待事物。很早时候就被一个同学称为不良习惯，或曰悲观态度。在筛选和翻阅数十篇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后，我敲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新媒介背景下个体自由与独立的缺失》。在论文中，新媒体信息的海量、芜杂遭到了严重负面的估计，个体注意力和深度的缺失导致了独立性的丧失，而个体自由则在对新媒体的依赖和自身惰性中逐步丧失了——“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你，没有真理，火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
两年后，混迹于网络工作的我依然焦虑：新媒体意味着什么？终于，前天得到前辈指点一下，突然意识到了，病理学的眼光已经影响了我看到新媒体的全貌。反思和批判自然是不可少的，但更不可少的是对批判眼光本身的反思。新媒体不过是一条从水里爬上了岸的鱼。它和历史上任何介质一样正常进化，既然它已经上岸成两栖动物，再用水生动物的习性去要求它就是无理的偏颇了。
不是新媒体的信息芜杂制造了人们的浅层阅读需求，而是人们边看娱乐视频边看意淫小说的潜在需求找到满足渠道了。书籍的深层线性阅读可以造就一个康德，网络的跳跃性零乱阅读也可以造就一个康德，只是此康德非彼康德。两个康德若互换时代，结局一定差不多，要么被抛弃，要么被解构和批判。
再回头看我当年那为求自圆其说的论文，不免显得就有点遗老遗少的酸劲儿了。其实，有一点是早就弄明白了的，但却也最容易被炮制脑后的：一切编辑和整合行为——无论是语言、文字、声音或是画面——都是“别有用心”的（这个词出自某前辈之口，非常精准）。为成就合理因果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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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皇帝曾灶财 乐天杞人王耀军 - [浮生记]
2009-05-20
《城市画报》里一篇关于拯救九龙皇帝曾灶财(见注释)涂鸦作品的文章让我陡然想起了王耀军。立即百度+谷歌了一下，盼着能看到网上有王耀军作品的照片。结果只找到那么一小幅不大清楚地图片。据说，这是王耀军题写春秋战国时期天才少年甘罗墓前的一首诗。诗云：十二拜相一奇人，名载青史数千春，千秋古柏历沧桑，神童佳话传至今。
在百度贴吧里，王耀军的大致生平被如此描述：“王耀军，男，开封杞县人氏，别号乐天杞人，据说他本来是县里高考状元，因为名额被人顶替，却因家境贫寒，无权无势，不能伸张正义。悲愤抑郁太久，精神就有些失常。后来就效法孔子，周游家乡列县、市，常常是左手提一个石灰桶，右手掂一个大个的扫帚，文思泉涌时，就会攀爬到沿公路村庄的房子墙壁上肆意挥洒，风格多样，天马行空。因为常年不事生产，醉心于文学和书法作品创作，故而经年累月下来，倒也作品无数，以诗歌和俳句类型居多，并且主要发表在祖国各地的屋山、大墙之上，因为他本人是河南人氏，因而其作品在河南境内流传最多，最广，郑州市火车站若干年前也曾经留有他的墨宝，后因为城市市容整治而不幸被损毁不保，甚为遗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作品风格：道尽人间酸苦，骂遍世上贪官。虽俗，但易懂；文风飙野，诉尽百姓心声。虽不是阳春白雪，但回味回味，他象二锅头。”
这段07年发布的描述和我听说的王耀军生平大致不差，虽然字里行间饱含的赞叹之感让人产生传奇般的联想，但基本情节完全符合：王耀军少年多才，中状元，被顶替，悲愤抑郁至精神失常，多年来游走中原。与九龙皇帝曾灶财相比，不能不说王耀军运气差了点，若不是生在贫困封闭的小县城，他或许也能成为某个城市文化印象中的一个闪光。
从我知道王耀军其人至今的十多年里，我见过他两回。1998年或1999年，我在初中学校睢县二中的附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王耀军。当时，我从学校对面的胡同经过，看见胡同口围了一群学生。走近看，便看见王耀军和他的三轮车。三轮车上挂着明星海报大小的条幅，上写“王耀军”和其他文字，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或许是年幼无知，当时一味好奇王耀军的举止，并未特别留意他本人和他三轮车上的东西。王耀军举起他的大刷子，在一面暗红的砖墙上开写。刷子头贴着墙舞动过去，两行楷体大字留下来，虽然兑水太多的墨汁沿着砖缝淌个不停，却掩盖不了王耀军一手好字的事实。字云：“耀军不是文豪，雄心不亚鲁迅。”在写下最后俩字之前，王耀军笑呵呵地向围观者说，能猜出最后俩字有赏。一个学生马上喊出鲁迅，王耀军听后含笑不语，转身写下“鲁迅”二字。那个抢答成功的学生获赠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有些激动，因为我也猜对了，但却嘴巴慢了点。于是，我状起胆子，跟王耀军索要了一个签名。我把那块巴掌大的小纸条拿回教室炫耀，却贴了无数冷屁股，于是没了兴致，签名也就很快不知所踪了。真是年少无知啊。
04年，我家附近遭遇拆迁，我家的房子也被切掉了一绺，一面灰白的秃墙对着一片废墟。突然有一天，秃墙上出现了一行大字——“为人民服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王耀军以假乱真的毛体字。尤其是署名“毛 泽东”仨字简直是灵魂附体。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老汪经过那片断壁残垣，忽然看见一个段烂墙前立着一个瘦小的老头，他正在面壁疾书。我们立即跑到他身后，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当落款写至“王耀”之时，我俩就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了。待王耀军转过身，我们上前主动自报家门，如同两个内心有理想热血冲动的少年在乱世遇见了指明灯。王耀军开口说话时，挺胸昂头，气势恢宏，每个句子都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大有领袖之范。我以为，连这点他也在模仿他的偶像毛 泽东。我和老汪说，对您久仰已非一天两天了，常常在某某处见到您的字，热切希望有天一睹真容，云云。可喜的是，那天我和老汪带着一个傻瓜照相机。再次强调一下，当老汪对着我和王耀军按下快门的时候，我真的激动了。
接着，我们见到了王耀军的那辆三轮车，毛着边儿的红色条幅在风中拂动，依然醒目。三轮车里堆着他捡来的瓶瓶罐罐，还有各色墨汁和大笔刷子、长竹竿。在三轮车旁，王耀军将我和老汪看作了知音。他从三轮车里扒出了厚厚的一个稿纸本子，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自传。我翻开自传看，开头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出生于某某地”，再往后翻，就不时出现古体诗，像一块块的豆腐干。王耀军说，你们回到了学校里一定要讲讲我的事迹，我写个地址，你们一定记得给我去信。没有干净的纸，也没有小号的笔。王耀军从三轮车里拿出旧报纸和毛笔，写下了他的地址，河南杞县某乡某村。
当时，天已经黑掉了，不怎么看得清人脸。但围观的人已经有相当规模了。王耀军走上一个土坡，挥手说：今天遇到了两个好学生，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很高兴，就说两句。（大意）王耀军站在高处的挥手讲话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历史书的毛 泽东在根据地对群众讲话的黑白图片。那天傍晚王耀军站在土坡子上说的话我完全忘掉了，只记得其间不断出现毛 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后来，天彻底黑掉了，我蹲在地上仰脸看高处的王耀军，他几经变成了一团黑影，没有脸没有动作，只有牙齿漏风的讲话声。
再后来，我和老汪拿了王耀军特意写给我们的字和地址，各自回家去了。那一年我大二，回学校后把王耀军的写在旧报纸上的那副字贴在了墙上：向雷锋同志学习，毛 泽东，王耀军。
王耀军曾写道：中国六千年来四大名人，伏羲氏创天下，毛 泽东打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王耀军游天下。在我残缺的记忆中，王耀军还曾写过奇大无比的字：杀贪官，王耀军。另有：毛 泽东名师，王耀军高徒；毛 泽东血战打天下，王耀军大笔写春秋；毛 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王耀军致敬。
P.S.关于王耀军传说的某一版本：我见过他的影子。他拎着白灰桶的身影。十几年前，他的名字已经席卷大地。他拎着白灰桶走街串巷，他内心的冷令他的笔力狂傲，滴落的白灰仿佛是一个大虾的白血。他在一个地方的停留不超过半小时，已经足够他写下七个震动人心的大字：我是诗人王耀军。那时的墙壁还没有被经济浪潮占领，冰冷、空旷，在光线下兀立。王耀军沿京广线向北，漯河，许昌，郑州，他用执着的白灰桶叫喊……我是诗人王耀军。
关于王耀军传说的另一版本：他扛了一面大大的红旗，红旗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字，大意是江主席亲封他的什么官衔。他一头凌乱的长发，一部杂乱的胡须盖了大半个脸，使得我无法清楚看出他的真容，也无法估计出他有多大年龄，也许有40岁！他上身只穿着一件破烂的蓝色棉大衣，敞开了口，里面露出灰黄消瘦的肋骨，扛着那面大红旗在街上蹒跚地走着，红旗在竹竿头呼呼地飘扬，几个黑色大字写的苍劲有力，在旗面上欢腾地跳跃。
又P.S.关于香港九龙皇帝曾灶财：曾灶財（1921年11月12日－2007年7月15日）自稱「九龍皇帝」，真名曾財，是香港一名街頭塗鴉者，塗鴉創作均為用毛筆書寫之漢字。行文講述自己以及家族的過往事蹟，以及「宣示」對九龍的「主權」，因此得「九龍皇帝」一稱號。他雖然不良於行，然而九龍各區包括觀塘、尖沙咀天星碼頭等，以至九龍以外的香港島中環和西環等地都可見他的筆跡。曾氏塗鴉超過50年，筆跡遍及港九各區，且內容異常，讓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曾氏的塗鴉作品也曾於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是至今唯一一位香港人獲展出作品。2007年7月25日，「九龍皇帝」「駕崩」消息曝光後，香港報章均有大篇幅報道。文化界人士梁文道認為曾「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街頭藝術家MC仁也表示欣賞曾灶財作品，「把街道當畫布，他是第一個，而很成功。」書法家易斐同意曾灶財作品是香港文化一部分，值得尊重，但被指「難登大雅之堂」。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曾灶財代表香港基層本土文化。2008年，香港唱作人林一峰出版《城市旅人》專輯，第一首歌《塗城記》就是講述曾灶財生平的作品。(维基百科)又又P.S.本人悬赏征集王耀军作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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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注了一下郝明义写的一本叫《越读者》的书。我才知道郝明义是大块文化的头儿。做出版的不但读书，还要做书，卖书，不但关注自己偏爱的书，还关注各种领域的书。所以，他们谈读书的经验总会让我比较信服。
郝明义说，要“越”读，才是真正的阅读。真是让我同感的说法。但以此来反观我自己，结论是我“越”的还远远不够。按照郝明义的说法，我属于严重偏食的类型。大体上，我还是阅读偏执期信马由缰型的，对某些领域始终带有难以抹去的刻板印象。我不够时尚，不够科技，也不够文艺。
哲学、历史文化类的书就是大闸蟹、石斑鱼，属于传说中的美食——郝明义如是说。而学习各种工作所需知识、技巧以及交际指导理财指南类的书事主食——生存所需。这么说来，我也算个有口福的了，那些传说中的美食我虽吃的不多，但总算常常吃到的。但另一个问题似很严重，我没吃过主食。我对主食一向敬而远之，进书店不会碰，脑子里美想过。家里有本别人送的讲经营谋略的主食，一直被丢在厕所的地上，前几天终于算有了作用，被猫拖走磨爪子了。不得不承认，我抛洒粮食，有罪。
叫我说，光吃大闸蟹石斑鱼也未尝不可。只吃美食最多会营养过剩，但至少对得起嘴边和胃口。如果不吃主食就会导致生存危机，那我就去做个美食家吧。当吃美食变成了我的工作，我就可以把美食当主食吃了。至于交际指导理财指南之类的食物，还是算了吧，我宁愿一直做个偏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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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不敢有选择地去生活 - [新书签]
2009-05-12
读完赫尔巴拉《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感动一阵摆脱眩晕的轻松。这篇在作者脑中酝酿了二十年的中篇小说读起来很不轻松。小说不长，但是不分段落的密集自白让人感觉叙述无止无休。纯粹的抒情和暗喻交叠，过去的回忆无声地出没，描写和象征不分你我，让人分不清哪真实哪是幻想。赫尔巴拉说：“我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并为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凝聚了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深沉思考，作者的情感倾注其中，为其哭泣，视其为生命。也正是因为这样，《过于喧嚣的孤独》几乎不能不是一本深沉、纯粹的书。作者对作品的尽情融入让小说成为一种体验，让读它的人无法从那稠密的孤独之中跳脱出来。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做了35年废纸回收站打包工的汉嘉的自白，也是作者的自白。在几乎没有时序和逻辑的自白中，理想、热爱、忧伤和爱情缠绕在一起。能够压垮人的体力活，污浊的环境，裤腿里钻出的老鼠构成了内心孤独和理想光辉的背景。这种对真实体验的叙述让人动容，赫尔巴拉借汉嘉之口说出的无疑是自己的内心。但失去节制的浓墨渲染使穿插其中的黑色幽默让人笑不出来。
戴望舒对诗歌有这么一个理解，他认为，诗歌是介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我觉得这个说法套用在小说上同样适用。小说创作也是介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而好的小说作者会把自己更好的隐藏起来，太多的情绪会让人喘不上气。虽然赫尔巴拉三易其稿，把这篇小说从一个“仅仅是抒情”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还是觉得，与其把《过于喧嚣的孤独》当做一个好小说，不如把它看作一段动人的抒情。
与他的作品相比，赫尔巴拉本人更让我觉得有去阅读的兴趣。赫尔巴拉大学毕业后，曾取得法学博士，但他却放弃了顺理成章的生活，走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1949年，赫尔巴拉离开了自己的住宅，将用丝绒覆盖的写字台、大书柜、瓷砖壁炉的工作室和摆满葡萄酒的地窖抛在身后。法学博士住进了破旧的贫民区。在他49岁出版第一本作品之前的14年里，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后来又做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赫尔巴拉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参与生活。”放弃生活，选择生活，重构生活。赫尔巴拉简直就是作家中的释迦牟尼。
有选择地去生活，说起来像废话，却很少有谁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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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洞华贸店的周边环境和青青社区店相比，简直就是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差别。我和小范从北四环坐公交到青青店，单程花了一个半小时。坐到公交的终点站下车，一种远离北京的乡土味扑面袭来。人烟稀少的公路上只有汽车的尾气和卷起的浮尘肆意飘荡着。路边上时杨树柳树一片片，林间窜出的土路看不见个头儿。如果不是路边的墙壁上刷着“全力建设和谐乡”的标语，我以为自己被拐到了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外。
这是豆各庄乡。在这里，青青社区像个村中城，自成体系独具一格，不但楼房建筑和小区规划与周围乡土风光完全不协调，还享受着不一般的待遇，在小区临路得一边有着高大的防尘隔音墙。村中城一片区域里，是小区带动的配套经济，衣食住行样样俱全，连带着“青青”字样的小学都有了。打电话问问读易洞的人具体位置，电话里回答：你问保安，书店在哪就行了。看来读易洞是这村中城唯一的书店。
读易洞在角落里，对门是饭店，隔壁是网吧，门口长凳上睡着一个袒胸露乳的厨师。当然，进洞后必然是别有洞天。沉静、轻松地感觉一如华贸店，但感觉终究是不同的。这里的沉静多了几分清淡感，前台没有店员，书架间没有其他逛店者，转了许久，才看见坐在沙发上看书的女老板和躲在角落里的男老板——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埋头牛逼。
大概我们是从后门进的。一进去就看见文学区，展台上一排外国小说，按作者分类，每人都有几本作品。不只有近年新出的畅销小说，还有一些如今市面上很难见到的经典版本——也或许只是我眼中的经典版本。展台尽头有几本浙江文艺零三年出的经典印象，书皮有点旧，但跟带塑封的新书比起来却更叫我喜欢。去年第一次去万圣的时候，在那里买到了这套书里的纳博科夫《菲雅尔塔的春天》。
还找到了一本黑塞的中短篇集《婚约》，上海译文零六年的简装版本，很喜欢那套书光滑柔软的封皮。我拿着这本《婚约》，内心挣扎了许久，终于在临走时决定不买。后来回家却发现亚马逊和当当都缺货，悔到现在。在展台旁的小书架上发现一本周作人校汇的《明清笑话集》，小书一册，感觉很不错，但定价十六，贵了点。从后面走到前门，发现了类似华贸店的摆设，唱片杂志和推荐书，还有许多漂亮的设计书。木制柜台比华贸店古雅许多，墙上柜子里摆着的咖啡器具让人看不出这是个书房。
上回去华贸店，老板说，青青这边的更私人化。在书房里走上一圈，果然不错。这实实在在是个书房，还是个私人书房。整个书房没有刻意的布局和安排，四处透着随和。女主人指着沙发说，把包放这里吧，背着挺累的。我感觉自己是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间漂亮安逸而沉静的书房做客。
想赚钱就不要开书店，这是无数书店老板的经验之谈。或许，在生存尚有压力的时候开书店真的不是一个好选择。这样的选择难免让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纠缠，反而让所爱成鸡肋。比起选店面搞生意，还是单纯地拥有一个书房更好。读易洞洞主自然不可能靠书店吃饭，否则门可罗雀的生意早把人饿死好几次了。读易洞，社区书房，会员制借阅，咖啡香茶，这当然是个不错读书之处。旧书，铜器，古旧玩意，这当然是书房的陈设。要说还差点什么，大概就是一只蹲在沙发里的猫了。
不能否认，读易洞是主要为小资们开的一家店。但这并不说明什么。在城市尘嚣之外，有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是爱书主人的幸福。而有这么一个去处是生活在此城的人的幸运。
请欢迎我到你的书房做客。有一天，也欢迎你到我的书房做客。当然，我有要求，到书房不是装小资看风景的。（摄影/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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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穆时英，苏汶（杜衡）。如果不读《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这本小书，恐怕是很难会去想起这几个人了。这本研究30年代《现代》杂志的书算不上写的多出色，对施蛰存，穆时英几人的小说没有做出多少惊人见解。但研究一本杂志似乎是很有意思的事，光是当年那些印在《现代》上的书刊广告就很有看头了。在介绍一本小说的时候，不但用情色、侦探等噱头来抓人的技巧不比现在差，甚至连标题党都有了——周起应（不确定是不是那个周扬）翻译的一本小说故意把书名歪曲成《大学时私生活》。
广告和标题党是佐料。这本小书最好的地方是给文学史教材里的《现代》杂志正了名。在一般的教材中，这本杂志的最大特点就是“现代”，刊登现代诗和现代小说，是和京派对立的海派，也是偏离主流左翼文学的边缘文学。这样的评价让人感觉，施蛰存、穆时英和刘呐鸥等人就是上海洋场的忧郁小文青。事实上，“现代”只是杂志对作品的要求之一。施蛰存的编辑立场中最重要和难得的是中立和包容。
施蛰存曾在《现代》声明，不愿意投稿者全是和自己作品风格相近的作者。在30年代，《现代》的作者中有所谓现代派，也有左翼作家和鲁迅、郭沫若、巴金等观点不同者，融合了各种观点和倾向。几十年后，施蛰存评价当时的情况：“儒墨何妨共一堂，殊途未必不同行。”
在《现代》创刊号上说：“本志所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选稿的主观性是任何杂志都难免的，而《现代》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个标准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施蛰存在后来说：“（这）意味着从文艺观点来审定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必须提到得苏汶。作为《现代》的主要参与者和批评家，苏汶在当时文坛氛围中都是难的。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苏汶对左翼的批评引起了鲁迅的不满。鲁迅指责他是“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最耐人寻味的是，鲁迅这篇指责苏汶的文章，正是苏汶亲手转交给施蛰存在《现代》上编发的。
苏汶重视的是文学的独立性。他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写到：“每当文学坐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的时候，它便从根本上失去做时代的监督那种效能了。”且不评价他将文学看作“时代的监督”的观点，只看他对文学被政治控制的担心，就可以说明，苏汶的批评观是比许多人要清醒的。所以，他站出来为“第三种人”辩护，他说：“第三种人……实在是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第三种人”的出路》）在苏汶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
《现代》杂志并不等于海派或“现代派”，它本该是一个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杂志，而不仅仅是培养了几个不太被文学史重视的一个流派。前几天，陈丹青在《锵锵三人行》里的一个看法很有意思，他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被权威和政治倾向之类的东西劫持了。“劫持”一词非常形象。我觉得，《现代》杂志和施蛰存、穆时英、苏汶等作家就是被意识形态文学史给劫持了。在被劫持中，他们失去全貌，被偏见，被遗忘。
我又想起其他几个作家。徐吁，政治观点中立，解放后去了香港，人和作品都完全被忽略掉。张爱玲，虽然事实上是个很热的作家，但人和作品始终被偏见所劫持。还有个最典型的被劫持作家，沈从文。解放前被批评为“美化落后”，解放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疯了好几回，文革时候还被拉去扫厕所。记得大学时看过一篇文章，说沈从文当年被改造的时候，内心十分苦闷，因为他看根本不懂政府的文件和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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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给经典下的第一条定义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按照这个说法，我就离经典有很大距离了。不是因为我读过的书不值得重读，而是我太少去重读一本书。这两年才愿意努力静心读书，却发现自己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在急切的补课心理和浮躁之下，重读一本书是需要更多的潜心和耐心的，而重读一本书却是绝对必要的。或者可以说，只读过一遍的书算不上读过，最多可以称为翻过吧。近几年，重读最多的书是王小波的小说。去年曾经想再重读一遍《心事孤独的猎手》，却最终读了几页又忍不住换上了新书。那种心情是复杂的，读新书的欣喜和错过潜心重读的遗憾交织着。
《围城》的重读完全是半路杀出来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钱锺书评价很高，远远超过了以往见过的那些左派批评家的评价。在书中，他对《围城》最后一节进行了细读式的分析，吊起了我想再读一遍《围城》的胃口。
第一次读《围城》还是在高中。听了语文老师对钱锺书损人功夫的点评后，便找来一本盗版《围城》，读完果然感觉酣畅淋漓，被那些想烤串一样的比喻征服了好长一阵子。重读之时，却是冲着言外之意去的，想要知道，时隔七八年自己能不能了解那深于一切语言和啼笑的讽刺和感伤。一遍重读之后，感觉以前读时不过记住了几个笑料，对于书的理解不过是不自觉地重复陈词滥调。
一本《围城》，十六岁时读一遍和二十四岁时读一遍，味道全变了。在这本四处布满了明喻的小说里，我看见了无数暗喻。而阅读《围城》本身也成我自身的一个暗喻。 一直以为《围城》是在写婚姻，但婚姻仅仅是鸟笼和城堡的比喻的本体罢了。我不仅对着方鸿渐的事业和婚姻抚胸叹息，还言在此而意在彼地加以延伸。或许这种情不自禁地延伸正是夏志清所说的人的困境：孤立和无法沟通。
若干年后重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不但会知道哪些书是你自己的经典，还会知道，一本书的生命更多是在读者这里的。
瑤琴筆記
手指瘋狂地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