瑤琴筆記

 对于中国的很多读者来说，塞林格就等于《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被列入中学生必读世界名著的长篇让塞林格在文坛获得了不凡的地位和持久的声望，国内对此一贯的评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的成名之作，也是其创作的巅峰（说来也奇怪，巅峰怎么出现在开头），而其后的中短篇都不能达到《麦田》的水准。那个把“混账”挂在嘴边的少年霍尔顿也影响了一代美国青年。在中国，霍尔顿作为对成人世界的叛逆者，也让无数文青愤青从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对既定规则的不屑一顾，忧伤倔强的气质，“垮掉”的行为，少年霍尔顿鲜明独特的形象让人为之疯狂，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说了那么多关于《麦田》的陈词滥调，我其实是想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并非塞林格的顶点，他的创作水平曲线（如果确实有这种曲线存在的话）不是向下的斜坡，而恰恰是相反的。在《麦田》之后的那些后来收录在《九故事》中的短篇和六十年代的《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等中篇，要比《麦田》厉害多了。而且，我敢“妄言”一句，总有那么一天，《西摩：小传》、《抬高房梁，木匠们》或者《弗兰妮与祖伊》会取代《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文艺青年口中的圣经和学界的经典。

在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塞林格尚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从去年冬天到今年夏天的一年多里，我读到了《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也是在这一年多了，我才真正的爱上了塞林格，而不只是当年记忆里那个游荡在都市里的15岁少年。

按照创作时序，从《麦田》到《九故事》再到最后的及个中篇，塞林格就像一个成长中的修行者，逐步参悟，渐入佳境。这个钟爱东方诗歌（中国和日本）的美国作家甚至比东方作家更有东方的感觉——禅意十足。

在1951《麦田》中，他以“我”的口吻讲述霍尔顿的故事，虽然有带着十足的口语流水账外观，但尚是在讲故事。而之后1953年结集发表的《九故事》就有点在讲故事的路子上“跑偏了”：他的故事有时显得没头没尾，有时显得过于琐碎，有时甚至你在角色叽里呱啦的对白中看不见任何故事的苗头，当你刚弄明白谁是谁的时候，小说忽然就在一阵滚着泪水的哈哈大笑里结束了。

西摩和格拉斯一家就是在《九故事》中半隐半现地亮相的。西摩、祖伊、弗兰妮、巴蒂、还有波波、沃特和特迪。《九故事》之后我就读到了《弗兰妮与祖伊》。一时间，我简直要陷入了这兄妹俩独特的精神世界。我以为，处处表现超脱的祖伊和精神崩溃掉的弗兰妮就该是格拉斯家族的主角了。因为，在祖伊那里，我已经看到了东方精神：禅。此时，再来看《九故事》开头的那段公案：“吾人知悉二掌相击之声，然则独手拍之音又何若？”似乎大有不同，但却又难以言说。

事实，祖伊在弗兰妮面前的超脱，正如西摩之于祖伊，也正如西摩这位大哥之于格拉斯家的弟弟妹妹。西摩才是主角，这个在《九故事》开篇《逮香蕉鱼的好日子》里莫名其妙开枪自杀的西摩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弗兰妮与祖伊》中，西摩的影子就开始有无处不在的趋势了。弗兰妮难以摆脱的精神焦虑，祖伊怪诞的言行，无处不预示着，只有先知西摩才能拯救他们。弗兰妮不断西摩为他们灌输的“四大誓言：众生芸芸，我誓必救之；欲念熊熊，我誓必灭之；达磨至深，我誓必知之；佛理至极，我我誓必得之。有这样一个哥哥这样的教育，这两个天赋异禀的兄妹如同生活在先知的箴言里。

弗兰妮希望逃避世界，她不停在心里念耶稣祷告词，但祖伊毫不客气的指出：“通过念耶稣祷告词，你不也是在囤积某种财富吗？这不是跟所有别的那些更物质的东西他妈的一样有待商榷吗？”他们为此争吵不休。塞林格在他们的争论中讲出自己的观点。而兄妹两人最终在对大哥的追忆中和解，西摩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慰藉。

当塞林格开始真正写到主角西摩，距离上本小说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打开《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是格拉斯家族里那个巴蒂在说话了，他是个作家，他要说说哥哥西摩。在作家巴蒂口中，故事不见了。那是因为巴蒂就是隐居了多年的塞林格，他要正儿八经地来写一写心中的禅了。虽然他依然不改当年那种信口胡诌却妙趣横生的口吻，但你会发现，他不再会怕耽误读者看故事而忙着讲故事了，他把话题扯到十万八千里远也不怕你烦，他彻底地承认自己是个嗲嗲不休的作家。在他絮絮叨叨的铺垫中，你会突然发现本来就不厚的书剩下没几页了，可是那个口口声声说要切入的主题在哪呢？

佛曰：不可说，一说就错。塞林格便也不说。巴蒂写西摩，落笔之处却总见不着西摩。《抬高房梁，木匠们》里，巴蒂追述了多年前西摩的一场婚礼。从头至尾西摩从未出现，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临战脱逃的新郎，还因为在巴蒂的记述中，西摩隐藏了。你看到一场有点囧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在伴娘骂骂咧咧的讽刺里，有西摩的那么点影子，在巴蒂拐弯抹角的辩护里，有西摩另一点影子。西摩隐藏在毫不相干的人物对白里。直到后来，巴蒂坐在马桶上翻看西摩的日记，你才确确实实看见了西摩的影子——但依然是影子（是所谓的侧面描写吗？）

到了《西摩：小传》，巴蒂给自己精神导师（这个说法有点怪）做了以篇“曲线打弹子”的传记。而所谓“曲线打弹子”也就是这篇小传的核心所在。在翻看《西摩：小传》过了三分之二的地方，你终于看到巴蒂讲了一件能称得上事情的事情。在某个路灯不明亮的夜晚，巴蒂与朋友打弹子球，他卯足了劲头聚精会神要击中对方的弹子。这时候西摩从阴影里走出来说：不要去瞄准那颗弹子，这样你才会打中它。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巴蒂长篇大论地回忆出来，因为这就是一次顿悟事件。巴蒂还提到了往垃圾桶里扔烟头的事，当旁若无人毫不用心地将烟头抛出去，它就真的精确地落入了垃圾桶。这就是塞林格从东方体悟而来的禅：曲线打弹子。

不管是塞林格在写法上的“曲线打弹子”，还是西摩教给巴蒂的“曲线打弹子”，都让我想到了佛教中对“我执”去除。清除刻意用力的欲望，才更接近那些追求。早在《弗兰妮与祖伊》中，塞林格就让祖伊对弗兰妮说：“这世界上还是有美妙的东西．我们都是白痴，才会这样钻牛角尖。不管是什么狗屁事，我们总是，总是，总是忘不了我们那点叫人作呕，微不足道的自我。”这番话正如佛陀所谓去除让我们“无明”的根源：自我。

说到这里，禁不住产生了再重读一遍塞林格的想法，再一次的感受是必须得。其实我在此这般论说已经远离想要表达之意。当我急于想说些什么，我的嗲嗲不休就真的是嗲嗲不休了。

因为片子里有段提到“G匪”的台词，有敏感人士把《没卵头家》视为一部春秋笔法的政治隐喻电影。这个说法让我很不爽，虽然他把宝岛比作卵巴的引申很合情理。 

我更愿意把这部有许多奇诡搞笑场面的老片子看作一部意味深长的喜剧——当然这深长的意味与政治无关。吴金水和阿福村长作为割卵巴的先驱，俩人手术前后对比和归宿是整个片子的主要寓意所在。DVD封套上称这是“第一部探讨生殖崇拜的电影”，具体来说，就是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无论是村民坚持留着大卵巴累赘，还是金水和阿福割掉卵巴之后的沮丧，都是因为一件事在折磨他们：没卵巴，对不起祖宗。

即使到了器官移植都合法的时代，黑狗港大卵巴一代的尊严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卵巴”为支撑。当年为生存而放弃卵巴的金水如今成了富豪，他花衣百万买回了被当做教学陈列品的大卵巴。之后，发现重金买回的卵巴其实是阿福的，金水瘫倒在椅子里。我以为这一打击是致命的，却没想到，在金水眼里，泡在瓶子里的卵巴还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个人和群体尊严的象征。这一点从片子开头就有铺垫，阿福的卵巴刚变大，陈松勇就嚷：你是我们的村长，这样子叫邻村人笑话。等全村的卵巴都大了，阿福要去割卵巴，陈松勇又喊：你是村长，怎么能没卵巴呢，岂不是叫人家笑话我们。最后，金水发达了，成了黑狗港的领导者，他买回了失散多年的大卵巴，全村雀跃，陈松勇说：黑狗港最有出息的卵巴回来了。

电影里有两处关于卵巴的精彩论断。第一个是影片开头就出了字幕的：只有失去卵巴的人，才知道卵巴的珍贵。这一核心论断贯穿全片，对鬼神的迷恋、对医学的期待以及卵巴的象征高度，都在这句话里了。第二处是金水和阿福去台湾做手术时陈松勇说的：只有敢去割掉卵巴的人才是有卵巴的人。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精神层面的卵巴。但事实上，即使割掉了卵巴的人最终还是需要实体的卵巴作为精神安慰，即使这个卵巴泡在福尔马林瓶子了，即使这个卵巴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黑狗港的村民们把死守传统观念的形象演得很不错，尤其是那个阿福村长的老婆——虽然她的表演全在撒泼上用力。而陈松勇只用他的骂骂咧咧就把传统对现代观念的顽固反感表现彻底了。还要说一句，每段情节中间闽南语唱歌的段落很好听，让片子很有故事味儿。

看了电影，我很想能找来小说看看。台湾同胞还是比内地先进不少，七十年代都开始魔幻现实主义了。开放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事关卵巴的小说不只是那个时代内地人想都不可能想到得，连白先勇都折服于王湘琦的想象力，他说：《没卵头家》题材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东西，那麼的处理法子，题材之新，没想到；效果之滑稽，它达到了。

PS.关于小说作者王湘琦及作品

王湘琦，一九五七年生，師大生物系、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現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同時也是三峽靜養醫院院長。曾以〈沒卵頭家〉獲第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等。本書是作者第一本小說集，收錄其近年短篇小說力作於一帙。王湘琦的小說以辛辣幽默的筆調，悲憫的情懷，寫盡光怪陸離的社會百態、眾生諸相，使人帶淚含笑，允為現今人間世事一部現形錄。《没卵头家》荣获第一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首奖。王湘琦在一九八七年的这篇第一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得奖作，以其魔幻写实的魅力，被导演徐进荣改拍成电影。

 我很喜欢听梁文道讲话。一个个句子从他口中跳脱出来，节奏感十足，串成一段段的音律，如有无影的和弦在共鸣。当然，这样的说法充满了无理的个人崇拜色彩。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这种直接的听觉感受让我想去读梁文道的书。年初的时候读《常识》，感觉很不错，许多事件在他抽丝剥茧的分析力一目了然。但也正如梁文道所说，由散落各处各时的时评集成的《常识》不像是一本书。在我看来，《常识》所展现的是一个荧幕里的梁文道。他在刨根问底的追问里谈论世界，清晰而干脆。

年初的时候，梁文道在单向街做沙龙，签售《常识》。他推荐了以本关于佛教的书，《近乎佛教徒》（《正见》）。听了他的推荐之后我很快就买了一本看，很喜欢。在《正见》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关于“我执”的说法：“所有不同的情绪及其结果，都来自于错误的理解，而这个误解来自一个源头，也就是所有无明的根源——执著于自我。”执著于是自我，即我执。佛陀认为，“我执纯粹是一种自我纵容，认为自己的生命比其他人的都更艰难更悲哀。”之后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听说梁文道要出一本新书，名字叫《我执》。我马上想起刚刚看完的《正见》，如今已皈依佛教的梁文道会有怎样的“我执”？我想，我一定会在这本书里看到梁文道曾经的内心。

《我执》的题解这样写道：“我都知道了；这一切谎言与妄想，卑鄙与怯懦。它们就像颜料和素材，正好可以涂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无数的场景和遭遇。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佛陀说，一切情绪皆痛苦，一切情绪皆因无明，一切无明的根源皆因我执。这也正是梁文道所悟，一切在城市里上演的悲欢遭遇不过都是由谎言妄想涂抹的幻想，一切皆偶然。

读《我执》，不难看到一个曾深受感情伤害的男人的身影。在我的想象中，这个身影或兀自对灯思索，或独行于城市街道，对偶遇的故人抱以寒暄微笑。当然，这不过是残余在我身上的文艺青年孽情在一厢情愿的泛滥。事实上，那个每天写下一小段“秘学笔记”的男人忙碌得难寻清静，那些引起遐想的段落也有不少事应急章和凑数之作。然而，不管是用心之作还是应急章，这些文字的气质是统一的。一个朋友翻了几页《我执》后说，梁文道写的这些小文章真柔。确实如此，跟他报纸的时评比起来，写情感自然要“柔”许多。

我一向以为，作家写到自己就难免有所失控，内心隐藏的情感会不期而来，冷静控制和保持距离就显得很重要。在《我执》里，几乎从头至尾都不断出现“他”，而“他”对“我”的伤害也屡屡被提起。“我”常常睹物思人，那个曾经和“我”一同在公园散步的“他”如今何在？

我常常想，每个人应该都有至少两个存在，一个是体验的身份，一个事旁观的身份。但似乎能真正旁观自身的人很少，能够审视自身理智的人更少，而能够在距离之外静观和分析自身情感的几乎没有。这几近是一种冷静的技术分析，痛苦、热情、失望、贪恋、懦弱，一个人处在这一切情绪的阴影之中，又要一边将它们拿出来剖析。常言说“痛定思痛”，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悲痛过后继续理智前行，不让悲伤影响日常生活。在《我执》里那些思路连贯的小短文中，梁文道所做的并非“痛定思痛”，而是技术分析。他像读哲学一样读那些曾降临在他身上的伤害，直到看清伤痛的虚幻。“我们是否可以从头来过？”一串类似语言学分析的推证之后，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从头来过，因为我们早已不是“我们”。情感技术分析，“我执”的虚幻层层暴露，我所“执”一点点被去除。然而，这也并非是对美和情感的摒弃，而是去除那些多余的贪恋欲望。如梁文道所说，看见美女依然是美女，但没有了随之生出的情欲。

上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写日记。从睡意朦胧的早自习到烦闷喧嚣的晚自习，我可以以整天下来都在写日记。日记的内容大概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以物观我。我写所看到的人和事，对某句有感触的话引申抒怀，让早晨被太阳照成砖红色的老楼墙壁变成与我有关的东西。直到上了大学，这个习惯还断断续续地保留着，我把所想所感称之为对自我的反思和坚持，并为之感动和沉思。时隔没几年，我知道了，这一切所谓反思不过是溺于当时的情绪而无法自拔，不是越写越清醒，而是越写越执迷。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坚持自我和独立自由是人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错把坚持自我思想独立性和自我放任的情绪搅和一团。所以，当我越发沉迷地咀嚼自我，就越发无明，真正的自由就越发远离我。

据说，03年非典肆虐的关头，有个人感冒了，去医院看病，医务人员警惕性极高，直接把他拉去隔离了。结果这个人在隔离区感染上了非典病毒，没治好，死了。

到了09年，甲流突然来了，症状和普通流感基本一样，但不及时治会死人。从未发现疑似病例到确诊一例，再到确诊病人曾坐10号线地铁，北京跟甲流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北京加大流感排查范围。这个时候，我感冒了。流鼻涕，头疼，喉咙肿痛，肌肉酸痛，咳嗽——症状很类似，内心很紧张。两天来，我疲惫困顿，喷嚏不止，甚至发热。最终没敢去医院——当然，如果被隔离也不是坏事，免费吃喝全天被照顾，但那样会连累众生，身边人等皆难逃株连。昨天下午，我还在路边买了半个西瓜，如果我被疑似了，卖瓜人就要荒废了生意了。

所以，忍耐了两天，我决定去买感冒药。一进药店，我用带感冒腔的沙哑嗓音跟营业员说：感冒了，有什么药？那个以往总会倾情推荐高价药品的姑娘转身走开两步，指着几米外的货架说：那边，自己看吧。

在甲流造成的尚不严重的恐慌中，喷嚏的隐喻显而易见，其实已是明喻——一个喷嚏里有两万病毒，遇人传人，遇佛传佛。上个月香港的火车大叔大骂咳嗽小朋友的事件就是隐喻力量的明证。火车大叔被吕宁思进行了道德批判，称其心理毒过流感，但或许可以从火车大叔的行为中窥见众生的普遍心理，只不过大叔口德过于败坏了。但若从大叔的角度想想，或许是他真的从小朋友的咳嗽声中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和亲友的哀哭。

非典时期，在旁人的一个喷嚏中，有死神的影子，就连地铁上的扶手公交上的座位都绝对显得不干不净。对传染的恐惧，就是一种对隐喻的承认，理性则被压抑在这种认可的背后。前天坐地铁，遇到两个貌似美洲人的老外，我便心有顾虑了，不敢面对面，不愿和他们同车厢。对于我身边拉着行李箱的男子，我也有疏远的意识，虽然心里清楚若碰上流感患者绝对逃脱不了，但还是相信用手捂着嘴巴鼻子或许有用。这种避害的行为并非本能，而是喷嚏的隐喻在作怪，国内确认病例几乎全是从国外归来者，因此国外归来者皆有可能带着病毒，所以凡是带行李箱者皆有可能带病毒。

在医疗知识的普及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切意味都复杂起来，每个喷嚏里都包含着无数可能的故事和情感。

1994年，刘再复和李欧梵在美国聊了一场关于“五四”的天。在谈话里，“五四”被他俩看作是一场“病理学启蒙”。十几年后的2009年五月，全世界的华人读书人都在纪念那个自己心目中的五四。刘和李当年的聊天记录也在这个时候被《万象》以《病理学启蒙的反思》为题刊登出来。也不知道这段聊天记录是不是首次被扒出来。

所谓“病理学启蒙”，即是说一场以揭发、批判、破坏和疗治为主要动作的启蒙运动。在刘李看来，五四这场急迫的启蒙运动过于凶猛偏激，行动太多而沉思不够。与此种以病理学视角看待社会文化的眼光相反，生理学的眼光着眼于“生长、营养和建设”。中国现代启蒙的仓促和缺乏重要人文建树就是这种生理学立场的缺乏所导致。

相比两位学院派先生的聊天，陈希我的一篇文章则激情许多。在能用小说写出“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的陈希我看来，我们需要从五四中继承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在陈希我病理学的视角里，人世的阴暗就如他在《冒犯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龌龊。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激情过度恰是其价值所在，陈希我说：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一个历史上的五四，在若干年后必然成为若干个五四。无所谓哪个五四更为真实，而是历史观不同，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目光差异。

话锋转至风牛马不相及之处，来说关于新媒体。前年毕业时做论文，受到弗洛姆关于个体自由和健全社会理论的严重诱导，我选了个关于新媒体对个体影响的论题。其实，当时我对于所谓新媒体的认识只限于目光所及的表面：一个室友沉迷网游和A片，一个室友热衷于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看网络意淫小说，而我则十分困惑于在写博客时难于像在小本子上写日记那样专情不二。

我一向习惯以病理学眼光看待事物。很早时候就被一个同学称为不良习惯，或曰悲观态度。在筛选和翻阅数十篇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后，我敲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新媒介背景下个体自由与独立的缺失》。在论文中，新媒体信息的海量、芜杂遭到了严重负面的估计，个体注意力和深度的缺失导致了独立性的丧失，而个体自由则在对新媒体的依赖和自身惰性中逐步丧失了——“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你，没有真理，火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

两年后，混迹于网络工作的我依然焦虑：新媒体意味着什么？终于，前天得到前辈指点一下，突然意识到了，病理学的眼光已经影响了我看到新媒体的全貌。反思和批判自然是不可少的，但更不可少的是对批判眼光本身的反思。新媒体不过是一条从水里爬上了岸的鱼。它和历史上任何介质一样正常进化，既然它已经上岸成两栖动物，再用水生动物的习性去要求它就是无理的偏颇了。

不是新媒体的信息芜杂制造了人们的浅层阅读需求，而是人们边看娱乐视频边看意淫小说的潜在需求找到满足渠道了。书籍的深层线性阅读可以造就一个康德，网络的跳跃性零乱阅读也可以造就一个康德，只是此康德非彼康德。两个康德若互换时代，结局一定差不多，要么被抛弃，要么被解构和批判。

再回头看我当年那为求自圆其说的论文，不免显得就有点遗老遗少的酸劲儿了。其实，有一点是早就弄明白了的，但却也最容易被炮制脑后的：一切编辑和整合行为——无论是语言、文字、声音或是画面——都是“别有用心”的（这个词出自某前辈之口，非常精准）。为成就合理因果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扯淡。

《城市画报》里一篇关于拯救九龙皇帝曾灶财(见注释)涂鸦作品的文章让我陡然想起了王耀军。立即百度+谷歌了一下，盼着能看到网上有王耀军作品的照片。结果只找到那么一小幅不大清楚地图片。据说，这是王耀军题写春秋战国时期天才少年甘罗墓前的一首诗。诗云：十二拜相一奇人，名载青史数千春，千秋古柏历沧桑，神童佳话传至今。

在百度贴吧里，王耀军的大致生平被如此描述：“王耀军，男，开封杞县人氏，别号乐天杞人，据说他本来是县里高考状元，因为名额被人顶替，却因家境贫寒，无权无势，不能伸张正义。悲愤抑郁太久，精神就有些失常。后来就效法孔子，周游家乡列县、市，常常是左手提一个石灰桶，右手掂一个大个的扫帚，文思泉涌时，就会攀爬到沿公路村庄的房子墙壁上肆意挥洒，风格多样，天马行空。因为常年不事生产，醉心于文学和书法作品创作，故而经年累月下来，倒也作品无数，以诗歌和俳句类型居多，并且主要发表在祖国各地的屋山、大墙之上，因为他本人是河南人氏，因而其作品在河南境内流传最多，最广，郑州市火车站若干年前也曾经留有他的墨宝，后因为城市市容整治而不幸被损毁不保，甚为遗憾。有人这样评价他的作品风格：道尽人间酸苦，骂遍世上贪官。虽俗，但易懂；文风飙野，诉尽百姓心声。虽不是阳春白雪，但回味回味，他象二锅头。”

这段07年发布的描述和我听说的王耀军生平大致不差，虽然字里行间饱含的赞叹之感让人产生传奇般的联想，但基本情节完全符合：王耀军少年多才，中状元，被顶替，悲愤抑郁至精神失常，多年来游走中原。与九龙皇帝曾灶财相比，不能不说王耀军运气差了点，若不是生在贫困封闭的小县城，他或许也能成为某个城市文化印象中的一个闪光。

从我知道王耀军其人至今的十多年里，我见过他两回。1998年或1999年，我在初中学校睢县二中的附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王耀军。当时，我从学校对面的胡同经过，看见胡同口围了一群学生。走近看，便看见王耀军和他的三轮车。三轮车上挂着明星海报大小的条幅，上写“王耀军”和其他文字，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或许是年幼无知，当时一味好奇王耀军的举止，并未特别留意他本人和他三轮车上的东西。王耀军举起他的大刷子，在一面暗红的砖墙上开写。刷子头贴着墙舞动过去，两行楷体大字留下来，虽然兑水太多的墨汁沿着砖缝淌个不停，却掩盖不了王耀军一手好字的事实。字云：“耀军不是文豪，雄心不亚鲁迅。”在写下最后俩字之前，王耀军笑呵呵地向围观者说，能猜出最后俩字有赏。一个学生马上喊出鲁迅，王耀军听后含笑不语，转身写下“鲁迅”二字。那个抢答成功的学生获赠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如果没有记错，我当时有些激动，因为我也猜对了，但却嘴巴慢了点。于是，我状起胆子，跟王耀军索要了一个签名。我把那块巴掌大的小纸条拿回教室炫耀，却贴了无数冷屁股，于是没了兴致，签名也就很快不知所踪了。真是年少无知啊。

04年，我家附近遭遇拆迁，我家的房子也被切掉了一绺，一面灰白的秃墙对着一片废墟。突然有一天，秃墙上出现了一行大字——“为人民服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王耀军以假乱真的毛体字。尤其是署名“毛 泽东”仨字简直是灵魂附体。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老汪经过那片断壁残垣，忽然看见一个段烂墙前立着一个瘦小的老头，他正在面壁疾书。我们立即跑到他身后，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当落款写至“王耀”之时，我俩就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了。待王耀军转过身，我们上前主动自报家门，如同两个内心有理想热血冲动的少年在乱世遇见了指明灯。王耀军开口说话时，挺胸昂头，气势恢宏，每个句子都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大有领袖之范。我以为，连这点他也在模仿他的偶像毛 泽东。我和老汪说，对您久仰已非一天两天了，常常在某某处见到您的字，热切希望有天一睹真容，云云。可喜的是，那天我和老汪带着一个傻瓜照相机。再次强调一下，当老汪对着我和王耀军按下快门的时候，我真的激动了。

接着，我们见到了王耀军的那辆三轮车，毛着边儿的红色条幅在风中拂动，依然醒目。三轮车里堆着他捡来的瓶瓶罐罐，还有各色墨汁和大笔刷子、长竹竿。在三轮车旁，王耀军将我和老汪看作了知音。他从三轮车里扒出了厚厚的一个稿纸本子，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自传。我翻开自传看，开头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出生于某某地”，再往后翻，就不时出现古体诗，像一块块的豆腐干。王耀军说，你们回到了学校里一定要讲讲我的事迹，我写个地址，你们一定记得给我去信。没有干净的纸，也没有小号的笔。王耀军从三轮车里拿出旧报纸和毛笔，写下了他的地址，河南杞县某乡某村。

当时，天已经黑掉了，不怎么看得清人脸。但围观的人已经有相当规模了。王耀军走上一个土坡，挥手说：今天遇到了两个好学生，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很高兴，就说两句。（大意）王耀军站在高处的挥手讲话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历史书的毛 泽东在根据地对群众讲话的黑白图片。那天傍晚王耀军站在土坡子上说的话我完全忘掉了，只记得其间不断出现毛 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后来，天彻底黑掉了，我蹲在地上仰脸看高处的王耀军，他几经变成了一团黑影，没有脸没有动作，只有牙齿漏风的讲话声。

再后来，我和老汪拿了王耀军特意写给我们的字和地址，各自回家去了。那一年我大二，回学校后把王耀军的写在旧报纸上的那副字贴在了墙上：向雷锋同志学习，毛 泽东，王耀军。

王耀军曾写道：中国六千年来四大名人，伏羲氏创天下，毛 泽东打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王耀军游天下。在我残缺的记忆中，王耀军还曾写过奇大无比的字：杀贪官，王耀军。另有：毛 泽东名师，王耀军高徒；毛 泽东血战打天下，王耀军大笔写春秋；毛 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王耀军致敬。

P.S.关于王耀军传说的某一版本：我见过他的影子。他拎着白灰桶的身影。十几年前，他的名字已经席卷大地。他拎着白灰桶走街串巷，他内心的冷令他的笔力狂傲，滴落的白灰仿佛是一个大虾的白血。他在一个地方的停留不超过半小时，已经足够他写下七个震动人心的大字：我是诗人王耀军。那时的墙壁还没有被经济浪潮占领，冰冷、空旷，在光线下兀立。王耀军沿京广线向北，漯河，许昌，郑州，他用执着的白灰桶叫喊……我是诗人王耀军。

关于王耀军传说的另一版本：他扛了一面大大的红旗，红旗上用毛笔写着几个大字，大意是江主席亲封他的什么官衔。他一头凌乱的长发，一部杂乱的胡须盖了大半个脸，使得我无法清楚看出他的真容，也无法估计出他有多大年龄，也许有40岁！他上身只穿着一件破烂的蓝色棉大衣，敞开了口，里面露出灰黄消瘦的肋骨，扛着那面大红旗在街上蹒跚地走着，红旗在竹竿头呼呼地飘扬，几个黑色大字写的苍劲有力，在旗面上欢腾地跳跃。

又P.S.关于香港九龙皇帝曾灶财：曾灶財（1921年11月12日－2007年7月15日）自稱「九龍皇帝」，真名曾財，是香港一名街頭塗鴉者，塗鴉創作均為用毛筆書寫之漢字。行文講述自己以及家族的過往事蹟，以及「宣示」對九龍的「主權」，因此得「九龍皇帝」一稱號。他雖然不良於行，然而九龍各區包括觀塘、尖沙咀天星碼頭等，以至九龍以外的香港島中環和西環等地都可見他的筆跡。曾氏塗鴉超過50年，筆跡遍及港九各區，且內容異常，讓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曾氏的塗鴉作品也曾於2003年威尼斯雙年展展出，是至今唯一一位香港人獲展出作品。2007年7月25日，「九龍皇帝」「駕崩」消息曝光後，香港報章均有大篇幅報道。文化界人士梁文道認為曾「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街頭藝術家MC仁也表示欣賞曾灶財作品，「把街道當畫布，他是第一個，而很成功。」書法家易斐同意曾灶財作品是香港文化一部分，值得尊重，但被指「難登大雅之堂」。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認為曾灶財代表香港基層本土文化。2008年，香港唱作人林一峰出版《城市旅人》專輯，第一首歌《塗城記》就是講述曾灶財生平的作品。(维基百科)

又又P.S.本人悬赏征集王耀军作品的照片。

最近关注了一下郝明义写的一本叫《越读者》的书。我才知道郝明义是大块文化的头儿。做出版的不但读书，还要做书，卖书，不但关注自己偏爱的书，还关注各种领域的书。所以，他们谈读书的经验总会让我比较信服。

郝明义说，要“越”读，才是真正的阅读。真是让我同感的说法。但以此来反观我自己，结论是我“越”的还远远不够。按照郝明义的说法，我属于严重偏食的类型。大体上，我还是阅读偏执期信马由缰型的，对某些领域始终带有难以抹去的刻板印象。我不够时尚，不够科技，也不够文艺。

哲学、历史文化类的书就是大闸蟹、石斑鱼，属于传说中的美食——郝明义如是说。而学习各种工作所需知识、技巧以及交际指导理财指南类的书事主食——生存所需。这么说来，我也算个有口福的了，那些传说中的美食我虽吃的不多，但总算常常吃到的。但另一个问题似很严重，我没吃过主食。我对主食一向敬而远之，进书店不会碰，脑子里美想过。家里有本别人送的讲经营谋略的主食，一直被丢在厕所的地上，前几天终于算有了作用，被猫拖走磨爪子了。不得不承认，我抛洒粮食，有罪。

叫我说，光吃大闸蟹石斑鱼也未尝不可。只吃美食最多会营养过剩，但至少对得起嘴边和胃口。如果不吃主食就会导致生存危机，那我就去做个美食家吧。当吃美食变成了我的工作，我就可以把美食当主食吃了。至于交际指导理财指南之类的食物，还是算了吧，我宁愿一直做个偏食症。

读完赫尔巴拉《过于喧嚣的孤独》，我感动一阵摆脱眩晕的轻松。这篇在作者脑中酝酿了二十年的中篇小说读起来很不轻松。小说不长，但是不分段落的密集自白让人感觉叙述无止无休。纯粹的抒情和暗喻交叠，过去的回忆无声地出没，描写和象征不分你我，让人分不清哪真实哪是幻想。赫尔巴拉说：“我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并为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凝聚了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深沉思考，作者的情感倾注其中，为其哭泣，视其为生命。也正是因为这样，《过于喧嚣的孤独》几乎不能不是一本深沉、纯粹的书。作者对作品的尽情融入让小说成为一种体验，让读它的人无法从那稠密的孤独之中跳脱出来。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做了35年废纸回收站打包工的汉嘉的自白，也是作者的自白。在几乎没有时序和逻辑的自白中，理想、热爱、忧伤和爱情缠绕在一起。能够压垮人的体力活，污浊的环境，裤腿里钻出的老鼠构成了内心孤独和理想光辉的背景。这种对真实体验的叙述让人动容，赫尔巴拉借汉嘉之口说出的无疑是自己的内心。但失去节制的浓墨渲染使穿插其中的黑色幽默让人笑不出来。

戴望舒对诗歌有这么一个理解，他认为，诗歌是介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我觉得这个说法套用在小说上同样适用。小说创作也是介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而好的小说作者会把自己更好的隐藏起来，太多的情绪会让人喘不上气。虽然赫尔巴拉三易其稿，把这篇小说从一个“仅仅是抒情”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我还是觉得，与其把《过于喧嚣的孤独》当做一个好小说，不如把它看作一段动人的抒情。

与他的作品相比，赫尔巴拉本人更让我觉得有去阅读的兴趣。赫尔巴拉大学毕业后，曾取得法学博士，但他却放弃了顺理成章的生活，走上了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1949年，赫尔巴拉离开了自己的住宅，将用丝绒覆盖的写字台、大书柜、瓷砖壁炉的工作室和摆满葡萄酒的地窖抛在身后。法学博士住进了破旧的贫民区。在他49岁出版第一本作品之前的14年里，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服过兵役、当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后来又做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赫尔巴拉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参与生活。”放弃生活，选择生活，重构生活。赫尔巴拉简直就是作家中的释迦牟尼。

有选择地去生活，说起来像废话，却很少有谁能做到。